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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化叙述之浅见——以央视新闻栏目《新闻调查》为例

核心提示:  故事化,作为一种新闻叙事方式,已经越来越来多地被运用在调查性电视新闻节目之中

  故事化,作为一种新闻叙事方式,已经越来越来多地被运用在调查性电视新闻节目之中。本文以央视新闻评论类节目《新闻调查》为案例,探讨了故事化新闻叙事方式的两大特点,并尝试总结故事化新闻叙事方式的优缺点。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一档深度新闻评论类栏目,它注重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表达,以记者调查采访的形式,以对个案的故事化叙述呈现事实,将报道的事实表现成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制造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比之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进行论证的程序化的评论,在传播理念和效果上都有巨大进步。梁建增在《调查中国》中写到:“《新闻调查》被认为是电视新闻改革迈上重要台阶的标志,这种调查形式也被认为是电视升级换代的一个产品。”[1]32

  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总结认为,故事的魅力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2]故事化作为一种新闻叙事方式,已经越来越来多地被运用在调查性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中。《新闻调查》开播初期,有过“三性”的定位口号,即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当时的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就提出:“我们要做中国的《60分钟》。”正是这样的栏目定位,《新闻调查》自觉地将故事视为意义生成的方式。在叙事上,《新闻调查》模仿电视剧的做法,将45分钟的节目分成若干小段落,制造并强化悬念,每个段落都设置有张力的类似戏剧冲突的内在矛盾,各个段落之间既有一脉相承的逻辑联系,又有新鲜的信息环环相扣中不断露头,在起承转合中吸引观众观看。

  从央视新闻评论部出版的众多总结性文字中,不难看出编导以故事架构节目的策略。反题材节目《从市长到囚犯》,其题目本身就是强调冲突和反差的效果。编导塞纳说“我们有三项任务:一叙事,二人物刻画,三问题探究。探究问题的味道不能太浓,尽可能把问题包裹在叙事和人物刻画的过程中。”而记录东北农村基层选举的《大官村里选村官》在策划过程中,策划和编导试图在节目过程中叙述一个故事性强烈的新闻事件,然而更让编导兴奋的是现实生活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富有戏剧性,选举中杀出了一匹黑马——一个老村长根本没放在眼里却险些爆出竞选冷门的前抽水员王臣,使得选举一波三折,颇具戏剧色彩和悬念。竞选“黑马”的出现足以体现选举的性和开放性,而“黑马”落选,由上级部门任命的老村长在竞选中“险胜”,却最终证明旧的任命式干部作用制度的可信度。

  “故事化离不开过程展示,能够亲身了解或参与某个过程是一种特权。手术的过程只有医务人员参与,审判的过程在过去也只有相关人员在场。对于大部分事件我们都可以知道其结果,而不能参与其过程,因为很多秘密蕴藏于过程之中——魔术之所以成为魔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其过程。”[3]同样,采用过程展示的方式报道新闻也有非凡功效,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看好莱坞电影一样,将自我沉溺于故事中,细细地过一回探秘、破案的瘾,让记者代观众行使知情权。

  将新闻故事化是新闻人所选择的一种他所认为的优于直白讲述或报道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根本目的除了新闻传播的天然特性外,在我们所生活的一定语境中,更在于意识形态的传播。所以,新闻故事化更像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当事人或者参与者把新闻有关的观点、过程以各种方式讲述或演绎出来后,整个新闻便仿佛成为了文学作品,被烙上鲜明的个性特点,有主题有内涵有思想,唯其真实的一面有待商榷,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盖,不能说完全没有普遍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被大大削弱了。

  《山顶上的希望》没有采取劳模式的宣传,而是采用记录的形式,主人公的形象非但不是高大全式的,反倒是有一些心理缺陷的。应当说这是真实、容易打动观众的宣教方式。但由于人物事件过于特殊、故事过于完整,以致我们似乎找不出可以安插自己的位置。节目塑造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处于边缘的人,偶然跻身于中心,却始终没有融入其中,最后又重返边缘。主人公的自述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一个少年丧父的农村孩子上山砍柴、卖头发、卖指甲、甚至出门讨饭;在20世纪末,三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上课,只有一名老师;在鲜艳的红旗下,一群农村孩子认真地唱着变调的国歌。从中不是学习某种精神,而是了解和感受另一种生活。换句话说,过去一种行为通常被理解成是某种精神和价值观驱动的,现在同样的行为则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前者是应当学习的,后者却是无关的别人的故事。作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他的行为还使“希望工程”这个以民间形式出现的国家行为,有了延续的合法性,一个巨大的、隐蔽的群体在被遗忘的同时,成为“希望”的承载者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见证物,国家作为遗忘行为的实施者,以救赎者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重新整合进发展的大叙事中。

  当新闻事件以有头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现时,就会被解读为一个特殊事件,失去了举一反三的可能性,这是故事本身属性所决定的,社会现象被阐释为一个由命运、或其他偶然性所决定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时,就会被故事化解读,观众没有代入式的体验和认同,所以很容易失去应有的影响力。在故事化的新闻讲述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主角个人,势必会像阅读小说或观看戏剧一样,观众不会上升到社会、历史的全局高度,只会被主人公的故事而吸引,从而忽视人是社会群体的代表,忽略社会及其制度。

  《班》是《新闻调查》的第一期节目。记者白岩松首先把观众带入一个电视剧招收学生演员的现场,这个8集的电视剧以班为原型,最终选择的却是一群出身优越、以龙虾为日常谈资的孩子做演员。“它本身的戏剧性在于,班是将极个别品学兼优的都市底层孩子收编至普通市民阶层,其余大部分成绩一般的孩子成为被遗忘的/不可改造的。于是,在最底层的孩子中间,人为地分出两极,即成绩好/可改造的和成绩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特殊人群的生活本身就易引发宿命感之类的理解,班更使这种误读有了落脚点。” [3]如同一出“王子与贫儿”的现实反转版,班的故事原型成为悲剧明星和家贫志远的标杆榜样,满足了都市阶层的虚荣和廉价的同情心理,在满足这一心理的同时,引导、提升的使命却退至无限远。结果是,本来沉重的心情却在人们掬一捧辛酸泪后再无动容更无动作,因为那是他们的“命运”。过去,传统的宣传诉诸于情感是为了促进行动,在这样的叙事中,观众的感动却止于情感宣泄,不仅没有促成行动,而且在情感方面也只是点到而已。

  央视新闻评论部记者有这样一句经验之谈,“一个节目尤其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细节性故事性的设计,等于强行让观众接受”。为《新闻调查》进行策划的学者也强调说,《新闻调查》应当“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本化”,“加强说故事的能力,把事件细节化”。有了细节性的故事设计就是对观众的尊重了吗?在实际操作中,细节化和故事化的确可以淡化宣传的强制性,增强暧昧性,但这种故事化、细节化与人本化有何联系?在媒介越来越商业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媒体将人本化、人文关怀表述为自己的追求。但不能否认,在市场逻辑和权力意志的共同宰制下,媒介所制造的人本化、人文关怀具有很强的魅惑性甚至欺骗性,“人”像“官方”一样,是一个含混的、被想象的群体,“人”需要什么,想说/做什么,都是由媒介代理的,媒介用向观众“提供一切”、剥夺我们的理性思考权的方式,来实现对观众的关怀。

  遵循“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的叙述逻辑,在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方面的确行之有效。然而,因为关注细节,在这类节目中,最易引起观众共鸣的不是事件的实质、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目的、手段及结果,而是“态度”。换言之,不是本质和过程,而是表象,嚣张、目中无人的表情和言辞最容易引起观众的义愤,对这样的人物的“修理”,甚至是惩罚都让观众感到类似于青天出手,还正义、公道于天下的那种“侠”之快意。一般情况下,得罪或不配合记者的人都会在节目中得到相应的报应,一方面,这是由于观众将自己认同媒体一方并以当事人对记者的态度判定是非,说明观众观看这样的节目合理性不足;另一方面,大众化的思维不关注深度(事件的实质),而以平面化的意义即事件与事件、事件与人(自我)的关系来代替,这种倾向同时影响记者和观众,在镜头内外的人感到义愤,将平时中国普通民众原本就很单薄的法治意识便无影无踪了。“故事化”可能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非化”,“社会生活化的轶事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并吸引到一些没有后果的事件上,将这些事件悲剧化,以‘从中吸取教训’,或将它们造成‘社会问题’”,意识形态被彻底放逐,必然导致议题的琐碎化,使电视新闻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力量。

  当然,时至今日,《新闻调查》被多数专业人士划入比较成功的电视新闻栏目行列,这与所承载它的平台、题材选择、主持人明星效应以及普通民众对故事化叙事方式的快意认同等多种原因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有理由期盼《新闻调查》以及更多类似的栏目能进一步扛起新闻媒体的责任,而不是仅仅靠讲故事来充当当代的“青天”,走上一条和新闻精神渐行渐远的道路。

  回首过去的95年,我们的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我们的党风雨无阻、成就辉煌。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风华正茂,笔耕不辍,砥砺前行。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正是95年征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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